我国是酒类消费大国,因此饮酒潜藏的健康风险一直备受关注。研究表明,高血压、冠心病和肝硬化等疾病的死亡风险会随着每周乙醇摄入量增加而明显提高[1-3]。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201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世界因饮酒导致的年死亡人数高达300万[4]。1990—2020年30年间国内因饮酒造成的肝癌和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有增加[5-6],其中肝癌发病率增加8%,死亡率增加6%,且预计在2020—2030年会继续增长,因此,开发解酒产品意义重大。
在我国,解酒产品可追溯至数千年前的传统医学实践,如《神农本草经》与《本草纲目》中记载葛花、枳椇子等植物用于缓解饮酒引起的头痛、呕吐等症状[7-8]。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人们采用蜂蜜水对抗乙醇带来的不适[9]。这些历史沉淀成为现代医学发展的理论依据和配方启发,随着人们逐渐认识乙醇在人体内的代谢过程和毒性机制,解酒策略也从传统草药拓展至具有明确靶点作用的合成药物与营养补充剂。
乙醇的代谢过程决定其在体内的代谢产物和毒性作用,深入了解代谢过程是分辨出代谢关键步骤和调节靶点的基础,从而有针对性的设计和开发出提高乙醇代谢速率的产品。
摄入的乙醇在胃和肠道被人体吸收,吸收后大部分经血液循环进入肝脏代谢[10],人体体内乙醇吸收代谢途径如图1所示。
图1 乙醇在人体内的吸收、分布与代谢途径
Fig. 1 Absorption, distribution and metabolic pathway of ethanol in the human body
在肝脏中,乙醇主要通过3条氧化路径(即ADH途径、细胞色素P450 2E1(cytochrome P450 2E1,CYP2E1)途径和过氧化氢酶途径)发生转化,代谢成水和二氧化碳排出体外[10],乙醇在人体肝脏中氧化途径如图2所示。
图2 乙醇在肝脏中的代谢途径
Fig. 2 Metabolic pathways of ethanol in the liver
ADH的蛋白表达分布存在组织特异性:肝脏中ADH表达量最高,是乙醇代谢的核心场所;胃和小肠也表达ADH,可在乙醇吸收入血前介导首过代谢,从而影响其系统生物利用度,系统生物利用度越高,进入体循环的乙醇浓度越大,中枢神经抑制效应越明显,即俗称的“醉得快”;相比之下,大脑中ADH表达量较低,因此乙醇在中枢神经系统的代谢更多依赖CYP2E1途径和过氧化氢酶途径完成[11]。这使得乙醇及其代谢产物易在中枢神经系统蓄积,引发认知障碍、运动失调等中毒症状。上述分布格局提示,器官特异性的代谢能力差异不仅决定了乙醇的体内代谢动力学特征,也提示未来干预策略可考虑针对胃肠道与中枢特异代谢途径进行优化。
解酒产品针对乙醇代谢路径的关键环节发挥作用,目前核心机制可归纳为以下4类:促进乙醇代谢、强化抗氧化成分清除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优化肠道微生物群减轻乙醇中毒、缓解酒后不适症状。
1.2.1 促进乙醇代谢
ADH在肝细胞质中结合乙醇,利用辅酶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β-nicotinamide adenine dinucleotide trihydrate,NAD+)作为氢受体,催化乙醇反应成乙醛,ALDH主要在线粒体中,在NAD+和水参与下,将乙醛氧化为乙酸[12],乙酸进入TCA循环并最终代谢成二氧化碳、脂肪酸和水,这是3条氧化路径中的最主要路径[13]。通过增强这两种酶的活性,可提高乙醇及乙醛的代谢速率,减少它们在体内的积累。乙醛作为代谢中间体,其反应活性高,能与蛋白质和DNA反应引发细胞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堆积会引起急性毒性,所以要促进ALDH活性使乙醛代谢为乙酸。人们曾经认为乙醛代谢后的乙酸相对无害,因为其可以快速进入TCA循环代谢,对细胞没有直接化学毒性,但最新证据表明,仅关注乙醛清除并不能完全解释醉酒的神经表现,因为乙酸在脑内可被星形胶质细胞摄取,过量乙酸可能通过增强γ-氨基丁酸(γ-aminobutyric acid,GABA)合成引发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效应,从而导致镇静、认知迟缓等醉酒表现[11]。虽然乙醛清除仍是缓解急性中毒的关键,但产品的设计应在加速乙醛代谢的同时,兼顾乙酸在脑中的清除,这一点需聚焦于促进乙酸辅酶A活性或提高脑细胞线粒体氧化能力。
1.2.2 强化抗氧化成分以清除ROS
在前文所述的乙醇肝脏氧化3条途径中(ADH途径、CYP2E1途径、过氧化氢酶途径),ADH途径和过氧化氢途径会间接引发ROS水平的变化,CYP2E1途径是产生ROS最直接、最显著的途径,尤其在慢性饮酒或诱导状态下,过量饮酒可诱导CYP2E1高表达,其催化乙醇代谢时直接产生超氧阴离子、羟自由基等ROS。乙醛还能成为“放大器”,作为中间产物通过损伤线粒体、诱导炎症因子及激活NADPH氧化酶(一类膜结合酶复合物)等途径进一步放大ROS的生成,造成脂质过氧化、DNA断裂及蛋白交联,从而破坏细胞膜结构、线粒体功能及神经元信号传导,引发神经炎症和细胞凋亡[12]。
早期关于清除ROS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过乙醇代谢相关酶的活性调控抑制ROS产生,这在抑制ROS产生的同时有影响整个代谢路径的风险,可能导致乙醛积累,引发更严重的氧化负担[12]。因此,研究重点逐步转向增强抗氧化防御系统,即直接提高机体清除ROS的能力,如提供N-乙酰半胱氨酸(N-acetylcysteine,NAC)产品,NAC是还原型谷胱甘肽(reduced glutathione,GSH)的前体物,能为细胞提供合成GSH所需的关键底物半胱氨酸,GSH直接增强细胞清除ROS能力;另一个热点是线粒体靶向抗氧化剂,线粒体靶向抗氧化剂(如MitoQ、SS-31)通过带正电的脂溶性基团靶向聚集于线粒体内部,在ROS产生的主要部位直接清除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和过氧化氢,同时稳定电子传递链复合体,阻断所谓的“ROS泄漏”过程[14]。需要注意的是,上文提到的增强脑细胞线粒体氧化能力以清除乙酸与增强抗氧化能力并不矛盾,关键在于提高线粒体效率而不是速率,健康高效的线粒体电子传递链耦合良好,ROS生成少,抗氧化需求自然低,且乙酸氧化速率高。
1.2.3 优化肠道微生物群以减轻乙醇中毒
肠道微生物群通过“直接代谢-物理屏障构建-菌群稳态调节”的协同机制在降低乙醇吸收率与减轻全身毒性中发挥作用。首先,肠道定植微生物可合成ADH与ALDH,在乙醇吸收入血液前完成“首过代谢”,有效降低门静脉循环中乙醇浓度,已有研究通过小鼠定植表达人源ADH的工程化益生菌,证实其在肠道内代谢乙醇、缓解急性乙醇中毒损伤的功效[15]。其次,益生菌及后生元可促进肠黏膜杯状细胞分泌黏蛋白,增强上皮细胞间闭锁蛋白、紧密连接蛋白等表达,构筑并强化肠道生物物理屏障,减少乙醇及有害代谢产物的肠道渗透与吸收[16-17],在“肝-肠轴”方面减少了细菌移位。近年来,基于对菌群与器官交互机制的深入理解,研究开始聚焦“靶向特定通路”的干预策略,在“肠-脑轴”方面,色氨酸-犬尿氨酸通路、GABA神经递质调控成为重点,如通过补充能调节犬尿氨酸水平的菌群[18]、开发本身产生GABA的菌群或利用菌群代谢物调节GABA受体表达,用于减少乙醇渴求与复饮,菌群本身产生的GABA是微量、局部性的,与前文所述乙酸造成急性醉酒不同。上述相关研究的问题在于对ADH和ALDH的具体产量数据不明确,且目前只能说明肠道菌群增强的首过代谢可以帮助动物醉得慢,而醉酒持续时间未减少,在动物实验阶段显著的数据表现放到临床试验可能远低于预期,并且与人体的ALDH2基因型直接相关[19]。
1.2.4 缓解酒后不适症状
酒后不适是乙醇及其代谢产物共同引发的多维度病理生理紊乱。乙醇本身具有利尿剂特性,会直接抑制抗利尿激素分泌,导致肾脏对水分和电解质的重吸收减少,引发脱水和电解质紊乱。乙醛作为代谢产物可与肠道、肝脏细胞的蛋白质、DNA形成加合物,诱发细胞损伤并激活核转录因子κB(nuclear factor-κB,NF-κB)信号通路,诱导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6等促炎因子释放,引发全身性炎症反应以加剧头痛,同时抑制乳酸脱氢酶活性使乳酸累积,间接推动代谢性酸中毒[20]。酒中含有的高级醇是发酵过程的副产物,其代谢速率远慢于乙醇,这些高级醇(如异戊醇)具有较强的脂溶性,可穿透血脑屏障直接扩张脑部血管引发宿醉头痛,也能抑制中枢神经和交感神经功能,进而导致头晕、嗜睡,部分高级醇(如2-戊醇)还会进一步激活肠道炎症通路,与乙醛协同放大炎症因子释放[21-22]。乙酸曾被认为是良性代谢物,但最新研究证实其是酒后心血管不适的关键驱动因素,在乙醇代谢后期,乙酸浓度达到峰值后,其降低心肌收缩力的效应非常显著[23]。
针对这些不适,有相关研究[24]从清除乙醛入手,如一种由发酵米胚芽提取物、酵母提取物混合物、刺梨提取物粉末和浓缩的尼帕法仑粉末组成的新型解酒化合物,在韩国进行的研究表明该化合物能通过降低乙醛的血液浓度缓解实验对象的头痛、口渴、混乱、发抖、头晕等酒后不适症状,且无不良事件及肝功能指标异常。此外,短期使用非甾体抗炎药(如布洛芬)可通过抑制环氧合酶活性减少前列腺素生成,缓解炎症介导的头痛,但需在饮酒后4 h以上使用以避免与乙醇协同损伤胃黏膜。
解酒产品的研发主要是通过实验手段验证特定活性成分或化合物功效,并阐明其分子机制及作用靶点。目前产品多以保健品或膳食补充剂形式上市(非药品监管路径)。现有研究以动物实验为主,普遍存在样本量小、研究周期短等问题。相关流行病学研究匮乏,证据多集中于乙醇依赖领域,对其他乙醇相关健康问题的研究有限。解酒产品按其成分来源可分为天然产品、保健品及药品,三者的生产过程、监管要求等存在差异(表1)。
表1 解酒天然产品、保健品和药品的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f natural products, health supplements and medicines related to anti-alcohol
项目天然产品保健品药品来源植物、动物、微生物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化学合成或生物技术制备生产过程简单、无需复杂化学工艺需要一定的提取、纯化和配比复杂、需精确控制成分含量监管要求监管宽松受一定监管,但不如药品严格监管严格,需经过临床试验和审批代表茶多酚、蜂蜜多酚海王金樽美他多辛、肝泰乐优势天然来源、副作用低、长期使用安全性较高、少乙醇对身体的慢性损伤,受众范围广作用明确、治疗效果佳具有预防和辅助功能,可长期服用,减生产简单、受众范围广可能存在较大副作用和毒性,需遵医嘱劣势见效慢,生产工艺虽简单但提取效率不高缺乏充分的临床证据支持使用,研发难度大、周期长、花费高,可能因为昂贵的价格导致消费人群少适用人群轻度饮酒者、适合经常饮酒但希望减少 适用于酒精中毒、酒精性肝损伤和关注健康及希望降低饮酒损伤者乙醇负担的人群 酒精依赖患者
天然产物在解酒领域具有一定应用潜力,其中茶叶和中草药具有代表性。茶的主要成分茶多酚能显著抑制大鼠内脏脂肪的分解,减少ROS与脂质的过氧化反应,从而减轻氧化应激损伤,促进肝脏组织修复[25-26]。葛根、枳椇子等中草药在中医药临床中已使用近千年,其科学内涵被现代研究逐步揭示,通过多种机制发挥解酒作用,但主要问题在于在现代化医疗下产品大范围推广仍有阻碍,很多功效停留在动物或小样本实验,缺乏大样本、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临床试验,同时中草药成分复杂、批次差异、提取/制备方法不同导致可重复性差,还有潜在的肝药相互作用与毒理学问题以及商业化与监管路径的障碍,即便局部有效也难以成为国际通用方案。中草药药品解酒机制与案例见表2。
表2 中草药药品解酒机制与案例
Table 2 Mechanism and case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for anti-alcohol
核心物料/制剂解酒机制案例参考文献葛花解酒汤可通过提高ADH活性,增强肝脏对乙醇的生物转葛花解酒汤提高ADH或ALDH活性化能力,其有效性在相关的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临床研究中亦[27]被证实过量的乙醇会刺激垂体前叶和下丘脑大量分泌β-内啡肽葛根素注射液缓解酒后不适症状(证β-实en葛dor根ph素in注,射β-E液P能)够,显引发著减呼吸少抑β-E制P与含酒量后,不减适轻。神临经床系试统验[28]抑制与损伤枳椇子提取物强化抗氧化成分清除ROS枳椇活子性提,取可物有所效含清黄除酮过类量成自分由具基有,抗抑氧制化过、氧抗化炎脂功质能生及成保肝[29]加味绿豆甘草汤抑(核K制因elcN子hF-红l-iκkB细e 通2e胞p-r路ie系clka,2ltoe相激rdo 关fh活ayc因dKtroei子rnl c2-2hr,e样l(aNn环terufdc氧2 lp)er氯aor通t 丙efai路nc烷 to1相r, e关Kryet蛋ahpro白1i)d1 /制加N味F绿-κB豆信甘号草通汤路对和小激鼠活急K和性e炎a酒p症1精/N反r中f应2毒信具号有通保路护,作减用弱,氧通化过应抑激[30]
注:核心物料/制剂涵盖中药方剂、天然提取物、实验用制剂。
微生物与多糖类解酒产品虽起源于自然界,但其制备过程多涉及人工发酵、提取与纯化等现代工艺,故可视为天然产物的衍生类或功能性天然产品。微生物解酒产品通过菌群调节酶活性[31]。马新等[32]指出,凝结芽孢杆菌能通过调节肝脏中ADH和ALDH的活性,降低醉酒率,延长耐受时间,改善血清中肝损伤相关指标及炎症相关基因的表达,但需注意微生物产品大多定植在胃肠道,在其说明书中调节肝酶活性机制缺乏直接证据,推测更多是通过肠-肝轴的炎症与氧化应激信号间接实现,实验结果也显示整体效果不如美他多辛显著。这类产品的共性在于依赖菌株在宿主体内的定殖稳定性与代谢活性,缺乏机制证明,实验数据与药品仍有较大差距。
多糖类物质因为被发现具有抗肿瘤作用成为研究热点,在解酒领域也有多糖类物质的研究,周庆峰[33]、左婧驰[34]等通过实验得到植物多糖可以有效减少小鼠的醉酒维持时间,显著降低血清中的乙醛浓度,还能明显降低血清中谷丙转氨酶和谷草转氨酶活性,说明肝细胞损伤水平降低,其具体机制可能和肝组织中超氧化物歧化酶和ADH活性提高有关[34]。有研究[35]发现,以多糖为核心成分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如菊粉、果胶、低聚半乳糖等),还可通过改变肠道菌群组成,富集产短链脂肪酸菌、产酸拟杆菌等有益菌,为后续益生菌补充、粪菌移植等微生物策略提供“菌群平衡前提”,形成协同作用。
保健品主要侧重于健康维持和疾病预防,而非具有明确的治疗作用。目前,以解酒功效作为核心功效的保健品在市场上较为有限,且其宣称的功效普遍缺乏严谨的临床数据支持。如玉米肽作为有效成分应用于保健品中,其核心机制与中草药相似,且由于其含有丙氨酸和亮氨酸,是ADH和ALDH催化反应的重要辅因子,还能促进NADH再生为NAD+作为辅酶促进ADH与ALDH的酶促反应[36-37]。但目前有关玉米肽的毒理研究与临床研究仍相对匮乏,其对于人体的真实作用需更多规范实验进行探究。另有研究[38]表明,玉米肽与姜黄素制备的复合物具有协同效应,可互补提升二者解酒效益,表明复方制剂或多药联合可能是玉米肽的未来发展方向。
药品因为受到严格监管,所以治疗作用有效且明确,需要注意的是其伴随的副作用或毒性风险往往被忽略。目前传统药物仍是主轴,美他多辛通过变构激活ADH,同时增强谷胱甘肽氧化还原循环系统功能,实现乙醇代谢加速与肝脏保护的双重作用[39]。相关临床研究[40]表明,在急性乙醇中毒患者静脉注射300 mg美他多辛后,其血液乙醇浓度下降幅度显著优于对照组,且至少一种中毒症状获得明显改善。此外的经典药物有纳洛酮,在临床对照试验中联合纳洛酮治疗可使患者意识恢复时间相比对照组显著缩短,并显著提升其他对症治疗措施的临床效果[41]。托吡酯是近年来乙醇依赖治疗领域的研究热点,其具体作用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现有研究及临床观察表明,托吡酯可能通过以下途径发挥作用:1)增强抑制性神经递质GABA的活性,降低神经元兴奋性,缓解乙醇摄入后的中枢兴奋效应。2)拮抗兴奋性神经递质谷氨酸受体如α-氨基-3-羟基-5-甲基-4-异恶唑丙酸受体,从而降低饮酒动机,并促进大脑奖赏系统的功能正常化[42]。关于其不良影响也有许多研究,Fluyau等[43]研究发现,与安慰剂组参与者比较,托吡酯组参与者发生感觉异常、嗜睡和记忆障碍的频率更高。但一些视觉方面的病变如近视、闭角型青光眼和眼压升高也与托吡酯的使用有关[44],因此限制了托吡酯的广泛应用。
目前解酒产品的研究仍存在明显不足,受限于时间与成本,现今研究多聚焦于急性乙醇中毒以及急性肝损伤领域,针对慢性领域的研究相对匮乏,因而无法明确证实产品的长期干预效果;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临床研究缺乏大样本量数据支撑,无法明确产品在人体内的真实作用,仍需增加数量予以验证;此外,现有研究尚未关注不同解酒成分间的协同作用,未来可尝试探索多组分联合应用方案,并进一步探索各成分具体解酒机制,明确其作用靶点,这将为靶向治疗的研究提供重要支撑。
目前解酒产品的原料提取方式较为粗放,多以按比例混合、浸泡为主,产品内有效成分含量少,起效反应时间长,且往往需要大剂量才达到所需效果,可能会产生毒副作用,产品在体内缺少靶向运输作用,无法保证靶器官的药物浓度,易对全身其他器官造成影响。以下一些新技术或许可以应用于解酒产品的开发,提升解酒效果。
未来将纳米载体系统应用到解酒产品中会成为破解点,载体在运输过程中可以保护药物成分,并通过表面修饰、肝脏增强渗透与保留效应或在特定生理环境(如氧化应激)中响应性释放,实现靶向运输,缩短起效时间、减少用药量、保证靶器官药物浓度的同时还可以利用纳米颗粒的缓释特性保证药物长期释放,这对治疗慢性乙醇中毒和乙醇依赖都有巨大意义[45-46]。如Li Feng 等[47]研究发现,将儿茶素和槲皮素包裹在壳聚糖纳米颗粒中,其抗氧化和抗菌活性明显提高;胶束是纳米级胶体纳米颗粒,与游离槲皮素相比,负载槲皮素的胶束表现出更高的抗氧化性和更强的抗肿瘤的能力[48-49]。尽管纳米载体在体外与动物模型中已显示出改善药代学特征与增强靶向性的潜力,但其向临床转化仍受限于材料安全性评估、工艺可放大性与监管合规性等关键问题。为实现商业化,推荐优先采用已获安全记录的载体材料,进行系统的长期毒理学与免疫原性评估,并在早期临床试验中以可量化的代谢生物标志物验证机制效价。
AI技术也是未来助力解酒产品开发的强力工具。通过结合原料提取过程中的参数,AI算法可动态调整工艺并在提取前制定最佳方法。木永祥等[50]在汉桃叶总黄酮提取工艺中,通过建立误差反向传播神经网络,经实验数据训练与验证推测出最佳提取工艺。将AI模型预测理论值与前期实验数据所得最优工艺均值对比,在乙醇体积分数、提取时间、料液比完全一致的条件下,数值相对误差不大于3.5%。该研究表明,AI建模在原料提取工艺中的表现出高效、精准且稳定的优异性能,也为后续解酒产品原料提取工艺的优化提供了新思路。
目前,解酒产品种类丰富,各种基于新技术的产品仍在不断出现,围绕着天然产品、保健品、药品等类型及四大解酒机制拓展,但仍任重道远,需突破现有瓶颈:一方面要强化临床研究的严谨性,扩大样本量、延长研究周期,验证产品长期效果;另一方面需借助技术革新产品效能,通过纳米载体系统实现活性成分的靶向递送与缓释,利用AI优化原料提取工艺以提升有效成分利用率。同时,应深入探索以明确各成分作用靶点与交互效应,推动解酒产品从“对症缓解”向“精准防护”转型。此外,还需规范产品监管标准,让解酒产品在科学验证与严格监管下,真正成为降低乙醇健康风险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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